杨埙却是心思敏锐，立即意识到什么，问道：“适才朱千户说我大明火器之法得自交阯吗？”朱骥道：“是。”

  杨埙道：“那女贼人有浓重的南方口音，会不会是来自交阯？”又解释道：“虽然本朝早已撤销交阯布政司，承认安南国独立，两国再无战事，但毕竟火器本是他们的秘技，想要拿回去也无可非议。”

  朱骥一愣，细细回想，觉得似乎有几分道理。

  杨埙又笑道：“我下面的话就是胡说八道了，朱千户姑且听着，不必往心里去。今日百官放假，照例兵部官署应该没多少人，对吧？”

  朱骥点点头，道：“贼人选择的时机非常好。”

  本来中央官署防范甚严，不时有禁卫军来回巡视，但由于孙太后、英宗皇帝一行到东郊礼佛，禁卫多扈从他们出城，各官署只余门卫而已。

  杨埙道：“但自先帝去世，孙太后深居后宫，从未离开紫禁城半步，却独独在今日出城礼佛。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  朱骥道：“听说这是大宦官金英的主意。”

  金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，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入宫，历侍成祖、仁宗、宣宗、英宗四帝，永乐末年已是司礼监右监丞。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，对金英极为宠信，将所没收的大富豪张定家的人口、房宅、家产、良田全部赏赐给了他。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，金英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，成为宦官首领，风光无限。宣宗皇帝还赐给他免死诏，相当于功臣的免死铁券，恩遇在宦官中从所未有。

  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，宠信自幼相伴的宦官王振。金英自知无力与王振争锋，遂主动避让，于是王振得以掌印司礼监。王振赞赏金英识时务，任命他为提督太监，成为司礼监仅次于王氏的第二号人物。

  金英虽不似王振那般干涉朝政，但亦多有不法之事。他曾恃势在北京私创十一处塌店[11]，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，垄断买卖，导致市场混乱。又将大量私马放牧于禁苑南海子[12]，强夺民草。

  前一桩创建塌店不过是损公肥私，在明朝官吏中十分常见。都御史陈镒[13]负责审理此案，只将几名子弟治罪，丝毫没有涉及金英。

  后一桩私牧于禁苑则是犯了皇家大忌。案发后，英宗皇帝朱祁镇迫于压力，不得不命锦衣卫究治，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了事。

  据说这是因为金英手中有宣宗皇帝钦赐的免死诏书，只要他不犯谋逆大罪，皇帝也不能拿他如何。

  也有传闻说，金英在当年孙莼谋取皇后一事上出了大力。更进一步说，是他帮助孙莼以“生子”得到并巩固了皇后之位，因而有孙太后做他的靠山，孙太后不倒，他当然也不会倒。

  虽然一再被正直大臣弹劾，但由于金英得到明英宗朱祁镇和司礼监掌印王振信任，恩宠始终不衰。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夏季，京师久旱不雨，大理寺卿俞士悦等大臣认为可能是刑狱不清所致，奏请会审刑部、都察院狱，以消天变。明英宗朱祁镇准奏，命金英与三法司堂上会审。会审地点设在大理寺，金英“出则斋敕张黄盖骑导”，在大理寺会审坛上“张黄盖中坐”，尚书及其以下官员只能在左右列坐，即史称“抑九卿于内官之下”，足见金英权势之煊赫。

  金英热衷佛事，自称“奉佛弟子”。他在宣德朝最受恩宠，然宣宗皇帝朱瞻基对宗教不感兴趣，声称：“为臣必忠，为子必孝，忠孝之人自然蒙福，何必素食诵经乃有福乎？佛只教人存心于善，所论天堂地狱亦只在心，心存善念即是天堂，心起恶念即是地狱，所以经云即心是佛。但存心善，即是修行。敢有潜逃为僧者，皆杀不宥。”认为宗教劳民伤财，反对大众弃家舍业去为僧拜佛。因而明宣宗在位时，金英从不敢过分。

  等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，金英立即大兴佛事，不惜花费巨资修建了圆觉寺，寺名还是朱祁镇钦赐。不过金英一直希望皇帝能亲自莅临圆觉寺，以为佛寺荣耀，所以努力游说，这次总算借太后生辰契机成功说服了朱祁镇。虽则反对皇帝出行的大臣不少，却还是阻止不了朱祁镇一片孝心。

  杨埙道：“也就是说，造成贼人有机可乘，顺利混入兵部官署，提督太监金英也算是有份。如果不是金英坚持将皇帝、太后带去了东郊，中央官署一带照旧有禁卫来回逡巡，贼人借口送米明目张胆混入兵部官署的机会则要小得多。”

  朱骥道：“这个……似乎有点牵强。就算真是这样，金英也完全是无心的。”

  杨埙道：“无心吗？也许有心呢！莫非朱千户忘了金英是何方人氏？”

  金英正是安南人。明成祖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，明将张辅征服安南，选了一批俊俏的安南孩童送回中国。这些孩童被尽数阉割后，送入皇宫为奴，其中就包括金英。

  司礼监另一大宦官兴安也是安南人，且其身份更特殊——他本是安南皇族，然在兵祸之下，也遭遇了跟金英一样的命运，成为男不男、女不女的阉人。

  杨埙见朱骥瞪大眼睛，忙道：“我事先就声明过了，这些话是胡说八道，朱千户听听就行。”顿了顿，似是有感而发，续道：“说起来，大明是害得金英国破家亡的大仇人，他兢兢业业侍奉仇人四十年，心中不知何般滋味。”

  他说得兴起，又道：“不过也未必，你看郕王之母吴太妃，不是一样侍奉仇人为夫，还生下了郕王。”

  郕王名朱祁钰，是宣宗皇帝朱瞻基次子。其生母吴氏本是汉王朱高煦侍妾。宣德初年，汉王朱高煦谋反，为御驾亲征的朱瞻基所平，汉王府女眷尽被逮捕，预备押到北京、充入后宫为奴。就在返回京师的途中，寂寞无聊的朱瞻基在俘虏群中挑中了美貌的吴氏。于是，这一路便有了女人的柔情陪伴。

  回京后，因为吴氏是罪囚身份，朱瞻基怕大臣们上书阻挠，不敢公然将吴氏收入后宫，便将她安排在靠近皇宫的一处大宅院中。

  回到紫禁城的朱瞻基重新被成群的嫔妃包围，内中更有至爱孙莼，但他并没有就此忘记吴氏，反而经常微服出宫临幸[14]。后来吴氏生下一子，取名朱祁钰，是宣宗皇帝的第二个儿子。一直盼望多子多孙的朱瞻基非常高兴，册封吴氏为贤妃，但又觉得对不起深爱的皇后孙莼，便让朱祁钰母子继续住在宫外。

  明宣宗朱瞻基病重后，临死前，最放心不下的不是榻前的皇后孙莼、太子朱祁镇，而是宫外的朱祁钰母子，专门派人接他们进宫，当面托付给母亲张太后和皇后孙莼，请她们务必善待朱祁钰母子。此为皇帝最后心愿。孙莼虽因谋夺皇后位而声名不佳，但既应允了丈夫，也当真做到了。她对待朱祁钰母子甚为友好，又让英宗皇帝封朱祁钰为郕王，住在专门为母子二人修建的郕王府中。

  杨埙忽然提及郕王朱祁钰，有以其母吴太妃比照宦官金英之意，然朱祁钰毕竟是当今皇帝异母弟，也是唯一的兄弟，公然议及其母出身，甚至称宣宗皇帝是她仇人，极为不敬。

  朱骥忙提醒道：“杨匠官，你确实有些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  杨埙笑道：“这又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语，全是事实，且毫不涉及朝政，有什么好忌讳的？所谓因言得罪，因文得罪，实是因人得罪。”

  明初洪武一朝文字狱阴森恐怖，因说错话、写错字而被明太祖朱元璋杀死的官民不计其数。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亦以高压铁血手段治国。直到明仁宗朱高炽登基，才一改严酷气氛。明宣宗朱瞻基一朝，氛围更为宽松大度。有人不满朝政，到皇宫大门前破口大骂皇帝，被禁卫军逮捕，要以诽谤罪交给法司审判。朱瞻基却道：“古代圣人之世，专设有诽谤木，用来鼓励人们提意见。此人无罪，可以释放。”

  明英宗朱祁镇执政后，也有人因为文字而引杀身之祸。譬如曾有炸雷击坏奉天殿鸱吻[15]，朱瞻基因遭此天灾，按惯例下《求言诏》，要求群臣极言得失。侍讲刘球应诏上言陈得失，写了一篇著名的《修省十事疏》，提出任大臣、罢营作、停麓川之役等十事，多切中时弊，但因所提诸事均与大宦官王振有关，激怒了王振，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。

  这时，正逢编修官董磷因要求任太常卿而被王振关进狱中。王振便想通过董磷之事置刘球于死地，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严刑拷打董磷，逼迫他承认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。董磷被逼不过，只好屈服。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，并将刘球的尸体肢解。此为王振残害正直大臣的著名事件。

  朝中大臣听闻此事，皆不敢再上疏言事。只有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心中不平，将王振及其党羽的罪行写成告示，张贴于大街上，结果亦被捕获，以磔刑处死。

  这两例均是因文得罪，亦均与大宦官王振相干。但只要不得罪王振，发发牢骚、谈谈旧闻，并不为过。正如杨埙所言，因文得罪，实是因人得罪。但一旦得罪了王振，修剪树木都会被冠上破坏公物的罪名，待之以重犯。

  朱骥生性谨慎，更对皇权有绝对的敬畏和尊崇，也不会对皇室语出不敬，正想规劝杨埙不要再如此放浪妄为、对什么都满不在乎，忽听到有人在门前叫道：“有人在家吗？”却是吴珊瑚的声音。

  朱骥愕然一惊，一时难以相信，忙迎了出去，竟然真是吴珊瑚站在门前，手提酒壶，背后还跟着一名仆人，手提一个大大的食盒。

  吴珊瑚道：“家父命我来给朱大哥送些酒菜。”朱骥道：“那个……怎么好意思……”

  吴珊瑚道：“不必客气。”竟毫不客气地推开朱骥，自行引仆人走进堂屋。

  杨埙道：“这么晚了，还有好吃的呀？哈，我喜欢。喂，珊瑚娘子，你怎么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下雨呀？”

  吴珊瑚也不答话，等朱骥进来，便过去将堂屋门关上，随后站在门边，一言不发。朱骥愈发不解，却又不敢多问。

  倒是那仆人揭下软帽，主动招呼道：“朱老弟，是我。”却是吴珊瑚长兄吴瑾。

  朱骥见状大为惊讶，道：“吴兄，你怎么这身下人打扮？”

  吴瑾道：“还不是为了来见你。”又指着杨埙问道：“杨匠官为何也在这里？”

  朱骥道：“杨匠官正协助我查一桩案子。”

  吴瑾问道：“他信得过吗？”

  朱骥未及回答，一旁吴珊瑚已插口道：“别看杨匠官总是油腔滑调，其实是个再好不过的人。”